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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访：钱伟长 院士、上海大学校长
10月9日，著名的“三钱”之一钱伟长先生93岁生日。钱伟长先生虽然已届耄耋之年，但仍然奋斗在教育的第一线，真可谓是老骥伏枥，奋斗不息。记者在此之前的9月11日采访了这一位对中国的科学和教育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老人。
钱伟长住在上海大学延长校区乐乎楼的二楼一侧，当记者进到走廊尽头的房间里，钱伟长已坐在窗下等着我们了，他穿着红色夹克衫，双手放在沙发扶手上，双眼直视我们走进，“这是一位有力度的老人”，记者第一眼看到他时立刻得到这个印象，却忘了他实际上几乎失明。钱伟长没有戴助听器，只是要求记者大声一些。
当我们告诉他是《科学时报·大学周刊》的记者时，他略带微笑说，大学，这个好。一个小时的采访，证明了记者的判断，钱伟长带着浓重的无锡口音，但一字一句，吐字清晰，他的思维非常敏捷，对记者的每个问题都是迅速作答，直言自己的观点，不掩饰对某些事情喜与恶，让记者看到一位真性情的科学家、大学校长、知识分子。
和其他的采访不同，钱伟长没有受记者问题的引导，相反整个采访都是他在牵引着记者走，加上时间关系，所以非常遗憾，有些问题来不及问，如：1983年邓小平同志是在什么情况下下令让这位已过退休年龄（72岁）的科学家到原上海工业大学当校长的？他的四叔钱穆对他治学影响最大的有哪些？对目前许多大学正在进行的改革有怎样的看法？
反对教师照本宣科和统一考试模式
《大学周刊》：1983年您一到当时的上海工业大学，就提倡教师搞科研，您是怎么有了这个想法的？
钱伟长：我刚来时发现，教师们都照本宣读，我是不赞成的。
《大学周刊》：那时都是这样的？
钱伟长：那时大学教师都只能照本宣读，只有本本才行，没有本本不行。教师上课不动脑筋，他也没法动脑筋，要先有大学教他，只有做科研才能教新的内容，不是一生都不变的东西，当时教师中很多不懂这个道理，他们靠背从前那一套来教学生。
《大学周刊》：所以您要教师搞科研？
钱伟长：我是被逼出来的，要想办法培养教师，才能培养出好学生。科研是作不了假的。背书可以，不能背科研呀!科研要研，不能作假的。
《大学周刊》：开始老师们没有做科研的习惯，怎么办？
钱伟长：其实教学与科研是相辅相成的，教学需要科研作支撑，科研也可进一步促进教学。对于教师搞科研，首先要加以引导，强调搞科研的重要性。当然物质奖劢也不可少，因为科技上的成果都能卖的，要不然就不是科研，卖了成果学校拿1/4，教师拿3/4，因为学校出了水、电、房子和人员，这样，慢慢地他们都很愿意做科研了。
《大学周刊》：那老师们当然愿意，他们拿的多呀。
钱伟长：很多老师都买了车，一到下午他们都是开自己的车回去，所以我们学校搞科研的老师都有钱。
《大学周刊》：那您做的科研也是这样分吗？
钱伟长：我这个校长不拿钱，从1983年到现在一直不拿上海大学的工资。我离开北京时还是政协副主席，我就拿这个工资。不是国家规定是我自己不愿意拿上海大学的钱。
《大学周刊》：您在上海大学进行了很多改革，现在许多大学都在学上海大学的做法。
钱伟长：经常有人到上海大学来，听我讲的，带到他们学校去，他们也照着办，但我认为这是表面的，他们应该结合自己学校的实际情况进行改革。
《大学周刊》：上海大学的师生都认为您改变了上海大学。
钱伟长：我这样办，教育部门对我还有意见，什么都管，经费管，招生也管，不仅限制人数，考题都是统一的。
《大学周刊》：那您认为应该由各个学校出题？
钱伟长：要有不同的题、不同的分数，考生要择优录取。现在高考考得好的不一定是真正好学生，现在的人都在对付考试。我们都会应付，一辈子都要应付，我现在也在应付你们。
《大学周刊》：现在已是各个省自行出题，到各个学校出题，可能还要一段时间吧？
钱伟长：我希望教育部能走群众路线，就是说到一个地方了解当地的教育情况，我曾经建议教育部要多有几位副部长，才够到地方上来。
《大学周刊》：解决什么问题呢？
钱伟长：很多问题，比如我们的经费很少，开始只有两个亿，现在略微增加了，可学生多也不够。每个高校给的钱不一样，北大清华比我们高多了，这样不公平。其实我是为国家着想。
反对工学院和专科教育
《大学周刊》：上海大学成立后，实际上由原先的工科院校改变成为综合性大学了？
钱伟长：现在我们学校没有工学院。1994年并了上海6所大学，到现在11年，我花了好多时间把过去不能做的事情做了。我取消了工学院，只有技术学院，比如工程材料学院，有金属材料系、非金属材料系、有机材料系、石油材料系、纳米材料系、特种材料系，后两种很新的，我把它们都放在一个学院里。
《大学周刊》：技术学院，这我们还是第一回听说呢。
钱伟长：美国有两个技术类大学，一个是麻省理工学院；另一个是加州理工大学，都是技术。我们国家技术员比工程师差，所以也不能叫技术，就叫学院。上海大学没有工学院，也没有医学院，就是这两种没有。
《大学周刊》：为什么没有医学院？
钱伟长：现在我不赞成办医学院，是因为请不到好教师，老师很多病不会医，教出来的学生很多病也不会医，有了好老师以后学校再建。
《大学周刊》：您的办学理念都是从哪儿来的？
钱伟长：我在清华读的书，就是从清华学来的，那时候清华有很好的老师，现在不行，清华把好的老师都给了北大。
《大学周刊》：那是1952年院系调整时的事。
钱伟长：调整后的清华只有工学院，有人叫他们是清华工学院，不是清华大学，其他系都不要了，只有工学院，都是学前苏联的结果。
《大学周刊》：您为什么反对前苏联的教学模式？
钱伟长：前苏联教学模式的问题是很专，本来清华是有理学院、工学院的，有物理、化学、生物等系，是全面的，后来的物理系变成了什么什么物理，只有物理的一部分。我接受的是很广的教育，现在我更广了，广的一定要新的，前苏联的教育都很窄，不是新的，创造要新的东西。
科学院也是学前苏联的，他们的科学院有研究所的。那时候学苏联是法律，不能碰的，我就反对，后来我成了右派，那时我还是清华的教务长，我离开后清华就变成工学院了。
要有创新能力 而不仅是创新精神
《大学周刊》：您认为大学应怎样搞科研？
受访：钱伟长 院士、上海大学校长
10月9日，著名的“三钱”之一钱伟长先生93岁生日。钱伟长先生虽然已届耄耋之年，但仍然奋斗在教育的第一线，真可谓是老骥伏枥，奋斗不息。记者在此之前的9月11日采访了这一位对中国的科学和教育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老人。
钱伟长住在上海大学延长校区乐乎楼的二楼一侧，当记者进到走廊尽头的房间里，钱伟长已坐在窗下等着我们了，他穿着红色夹克衫，双手放在沙发扶手上，双眼直视我们走进，“这是一位有力度的老人”，记者第一眼看到他时立刻得到这个印象，却忘了他实际上几乎失明。钱伟长没有戴助听器，只是要求记者大声一些。
当我们告诉他是《科学时报·大学周刊》的记者时，他略带微笑说，大学，这个好。一个小时的采访，证明了记者的判断，钱伟长带着浓重的无锡口音，但一字一句，吐字清晰，他的思维非常敏捷，对记者的每个问题都是迅速作答，直言自己的观点，不掩饰对某些事情喜与恶，让记者看到一位真性情的科学家、大学校长、知识分子。
和其他的采访不同，钱伟长没有受记者问题的引导，相反整个采访都是他在牵引着记者走，加上时间关系，所以非常遗憾，有些问题来不及问，如：1983年邓小平同志是在什么情况下下令让这位已过退休年龄（72岁）的科学家到原上海工业大学当校长的？他的四叔钱穆对他治学影响最大的有哪些？对目前许多大学正在进行的改革有怎样的看法？
反对教师照本宣科和统一考试模式
《大学周刊》：1983年您一到当时的上海工业大学，就提倡教师搞科研，您是怎么有了这个想法的？
钱伟长：我刚来时发现，教师们都照本宣读，我是不赞成的。
《大学周刊》：那时都是这样的？
钱伟长：那时大学教师都只能照本宣读，只有本本才行，没有本本不行。教师上课不动脑筋，他也没法动脑筋，要先有大学教他，只有做科研才能教新的内容，不是一生都不变的东西，当时教师中很多不懂这个道理，他们靠背从前那一套来教学生。
《大学周刊》：所以您要教师搞科研？
钱伟长：我是被逼出来的，要想办法培养教师，才能培养出好学生。科研是作不了假的。背书可以，不能背科研呀!科研要研，不能作假的。
《大学周刊》：开始老师们没有做科研的习惯，怎么办？
钱伟长：其实教学与科研是相辅相成的，教学需要科研作支撑，科研也可进一步促进教学。对于教师搞科研，首先要加以引导，强调搞科研的重要性。当然物质奖劢也不可少，因为科技上的成果都能卖的，要不然就不是科研，卖了成果学校拿1/4，教师拿3/4，因为学校出了水、电、房子和人员，这样，慢慢地他们都很愿意做科研了。
《大学周刊》：那老师们当然愿意，他们拿的多呀。
钱伟长：很多老师都买了车，一到下午他们都是开自己的车回去，所以我们学校搞科研的老师都有钱。
《大学周刊》：那您做的科研也是这样分吗？
钱伟长：我这个校长不拿钱，从1983年到现在一直不拿上海大学的工资。我离开北京时还是政协副主席，我就拿这个工资。不是国家规定是我自己不愿意拿上海大学的钱。
《大学周刊》：您在上海大学进行了很多改革，现在许多大学都在学上海大学的做法。
钱伟长：经常有人到上海大学来，听我讲的，带到他们学校去，他们也照着办，但我认为这是表面的，他们应该结合自己学校的实际情况进行改革。
《大学周刊》：上海大学的师生都认为您改变了上海大学。
钱伟长：我这样办，教育部门对我还有意见，什么都管，经费管，招生也管，不仅限制人数，考题都是统一的。
《大学周刊》：那您认为应该由各个学校出题？
钱伟长：要有不同的题、不同的分数，考生要择优录取。现在高考考得好的不一定是真正好学生，现在的人都在对付考试。我们都会应付，一辈子都要应付，我现在也在应付你们。
《大学周刊》：现在已是各个省自行出题，到各个学校出题，可能还要一段时间吧？
钱伟长：我希望教育部能走群众路线，就是说到一个地方了解当地的教育情况，我曾经建议教育部要多有几位副部长，才够到地方上来。
《大学周刊》：解决什么问题呢？
钱伟长：很多问题，比如我们的经费很少，开始只有两个亿，现在略微增加了，可学生多也不够。每个高校给的钱不一样，北大清华比我们高多了，这样不公平。其实我是为国家着想。
反对工学院和专科教育
《大学周刊》：上海大学成立后，实际上由原先的工科院校改变成为综合性大学了？
钱伟长：现在我们学校没有工学院。1994年并了上海6所大学，到现在11年，我花了好多时间把过去不能做的事情做了。我取消了工学院，只有技术学院，比如工程材料学院，有金属材料系、非金属材料系、有机材料系、石油材料系、纳米材料系、特种材料系，后两种很新的，我把它们都放在一个学院里。
《大学周刊》：技术学院，这我们还是第一回听说呢。
钱伟长：美国有两个技术类大学，一个是麻省理工学院；另一个是加州理工大学，都是技术。我们国家技术员比工程师差，所以也不能叫技术，就叫学院。上海大学没有工学院，也没有医学院，就是这两种没有。
《大学周刊》：为什么没有医学院？
钱伟长：现在我不赞成办医学院，是因为请不到好教师，老师很多病不会医，教出来的学生很多病也不会医，有了好老师以后学校再建。
《大学周刊》：您的办学理念都是从哪儿来的？
钱伟长：我在清华读的书，就是从清华学来的，那时候清华有很好的老师，现在不行，清华把好的老师都给了北大。
《大学周刊》：那是1952年院系调整时的事。
钱伟长：调整后的清华只有工学院，有人叫他们是清华工学院，不是清华大学，其他系都不要了，只有工学院，都是学前苏联的结果。
《大学周刊》：您为什么反对前苏联的教学模式？
钱伟长：前苏联教学模式的问题是很专，本来清华是有理学院、工学院的，有物理、化学、生物等系，是全面的，后来的物理系变成了什么什么物理，只有物理的一部分。我接受的是很广的教育，现在我更广了，广的一定要新的，前苏联的教育都很窄，不是新的，创造要新的东西。
科学院也是学前苏联的，他们的科学院有研究所的。那时候学苏联是法律，不能碰的，我就反对，后来我成了右派，那时我还是清华的教务长，我离开后清华就变成工学院了。
要有创新能力 而不仅是创新精神
《大学周刊》：您认为大学应怎样搞科研？